香港失去科技公司

2014年，梁振英（CY）到深圳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DJI）考察。席间，CY问大疆CEO汪滔，“假如深圳现有的条件，香港都具备，大疆公司会不会迁往香港？”

CY已经很诚恳了。身为特区首长，还能跟内地很多城市的市长一样，放下身段招商引资，这种态度港岛很多公务员都学不会甚至不屑于学。毕竟，人民公仆至少有不少人走基层，精英港岛公务员家里还在用菲佣。

没想到汪滔直接回答，“特首，我是回不去的。”

汪滔接着说道，全球最好的产业链分工在深圳，最优秀的工程师在深圳，DJI作为一个无人机的设计公司，生产都是外包的，深圳有最好的工业化体系，DJI是离不开的。

汪滔所言非虚。为什么深圳诞生了那么多智能硬件创业公司，正是因为产业链齐全，创业的成本就比较低，冷启动就容易。创业的时候大家都是一穷二白，当然从成本最低的地方开始。

汪滔还说，其实香港很多方面都很好，人才、环境、法治都不错，但是现在多了些顾虑，什么“反水货客”，什么“光复屯门”，如此抗拒大陆，难免有了鸿沟。

言下之意，我们公司基本都是内地人，那个舆论环境下，员工也不会愿意去。

第一句话说了离不开深圳的理由，第二句话说了不去香港的理由。这是一个顶尖科技公司给出的答案。

这是2014年的现实，如今到了2019年，这些现实更加清晰、明显。

第二个故事。

还是201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汤晓鸥，发布了一套原创的人脸识别算法，准确率达到98.52%，首次超越人眼识别能力（97.53%）。

汤晓鸥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本科，在麻省理工念完博士之后，一直从事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研究。2001年，他建立了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汇聚了一批从事人工智能特别是机器视觉研究的学生学者。

汤晓鸥团队在人脸识别技术上的突破，引起了IDG资本牛奎光的注意。牛奎光急急地跑到香港，只看了几个demo，就决定对汤晓鸥团队进行投资，将次技术商业化。2014年底，汤晓鸥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转眼过去了5年，商汤科技已经累积融资20多亿美元，估值约60亿美元，成为国内领先的AI独角兽之一，在多个垂直领域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

2017年，商汤科技宣布投资60亿，在上海设立全球研发总部。打开商汤科技的网站，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招聘需求。其中，研发型岗位的需求，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在香港也有，但不多。

诞生于香港科研机构的一项技术，最后生根、落地、成长起来，靠的还是内地的市场、人才。这也就罢了，引以为傲的香港金融资本，亦未能分享到商汤科技的成长。在AB轮的融资中，投资商汤科技的，是IDG（总部位于北京）、Star VC（艺人任泉的投资公司）、鼎晖投资（总部位于北京）、万达集团等一系列内资资本。

第三个故事。

这个故事和商汤科技类似。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煜明长期致力于研究人体内血浆的DNA和RNA。1997年，卢煜明发现孕妇外周血中存在游离的胎儿DNA，并发展出一套新技术来准确分析和度量血浆内胎儿的DNA，开创了无创DNA产前检测（NIPT）领域。

然而，这一项技术一直没有在临床应用上取得显著进步。在基因测序公司Illumina工作的周代星（也是中国科技大学本科）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研究领域。2007年，周代星去香港拜访卢煜明，两人一番交流，都很振奋，旋即两人合作对NIPT进行了最早期的实验室验证并获得了成功。

2010年，周代星在北京成立了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将NIPT用在了产前基因检测上。在NIPT之前，产妇进行唐筛（胎儿唐氏综合症筛查），如果通过传统的检测手段，漏检率较高，关联度也不好，如果要提高准确度，就要进行羊水穿刺。对于年龄超过35岁的产妇来说，羊水穿刺导致流产的风险达0.5%-1%。这种风险不是谁都敢冒的。

通过NIPT技术，贝瑞和康只需要采集孕妇10ml静脉血，10个工作日就知道胎儿有没有问题，检测费在两三千元左右。这项技术灵敏度达到99.5%，准确度达到99.8%。NIPT给大量的高龄产妇带来了福音，让她们避开了羊水穿刺的风险这一条路。

2010年公司成立之后，很快就拿到了君联资本的投资。发展迅速的贝瑞和康，在2017年完成了借壳上市，成功登陆A股资本市场，如今市值仍站在100亿以上。与商汤科技一样，在贝瑞和康发展的过程中，多次对其进行投资的，还是内地资本。贝瑞和康甚至在最后的IPO过程中，也选择了内地资本市场。

这三个故事你可以说是个案，也可以说是现象。如果我们把这三个案例当作一个现象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几个观察：

（1）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或者原创的知识产权很多来自于香港。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里面除了卢煜明教授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内地出生，到香港读书的。在商汤科技的汤晓鸥的项目组里面，大部分也是内地人。在CY问到大疆公司的员工构成时，汪滔甚至这样说，大疆虽然有很多员工都是在香港读书的，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内地人。香港人不会跑到深圳来。汪滔说，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来，有的人妈妈不让他们来，有的是内地不能用FB。是不是很搞笑？真实的情况是，本地人读科技专业的，比较少，很多人都会选择读法律（LAW）、商业和金融。毕竟，读这些专业，出来后收入比较高，读其他专业的话，很可能甚至找不到工作。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香港就业机会的问题。根据对香港大学的一项调查，每年毕业生中，有超过一半人的人行业分类为商业（commerce），这里面占比最大的就是商业服务和金融业。工程师红利，只有内地有，香港没有。

（2）香港提供了idea，最后把它商业化的，还是内地人。贝瑞和康的NIPT技术来源很早，那么多年过去了，香港就是没有人来把它做成产品，创办公司。周代星发现了这个机会后，办公司开始找医院做落地，一开始就找的是北京和长沙的医院。为什么香港没有人把这个事儿做起来呢？一个确实是缺乏商业化的人才，对机会不敏感，意识不到这个市场有多大，这其实是对内地市场缺乏了解。另外一个，香港本地的资本也没有支持这个idea落地，投资这个idea的还是内地资本。

（3）接上条，我们可以看到香港虽然是国际金融中心，但是缺席了内地风险投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商汤、大疆、贝瑞的主要投资人，都是内地背景的资本。这跟十几年前是不一样的。在十几年前，香港承担的是一个资本输入的角色，跨国资金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市场。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美元基金，也不一定非要经过香港，可以通过很多渠道进入中国。不少美元基金的总部就设在上海或者北京。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红杉资本这样的公司开始也是在香港设立办公室投资中国，但是没过多久，他们的主要人员就集中在北京上海。一级市场要贴近用户，必须走到离用户最近的地方。

（4）在CY访问大疆时，汪滔提到，虽然公司很多人都在深圳，但是IPO会选择香港，公司的法律部门也会放在香港。这个回答指出了香港的竞争力，即帮助中国企业上市，给了一套国际投资者熟悉并且认可的普通法环境。暂时这个功能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但是，从贝瑞和康的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企业IPO也不一定非要在香港，它有很多种选择，在上海和深圳上市也可以解决资本的供给问题。贝瑞和康在深圳上市，那么他的一系列投资银行、会计师、律师服务的就业机会和利益，都留给了内地的中介机构。随着KCB开闸，以及最近支持深圳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企业在IPO方面的选择会更加多样。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许多功能是要被分散到内地城市的。

（5）失去互联网公司。应该说，香港失去互联网公司是必然的了。前一段时间网上有文章指上海失去了互联网公司，逻辑同样可以来说明为什么香港也会失去。不仅如此，由于使用习惯的不同，香港和内地互联网之间存在天然的鸿沟。更进一步，最近两年内地不少公司都已经开始检讨，长期待在一二线城市，会因为不懂基层互联网生态，失去“五环之外”的人口。待在北上广深都可能理解不了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更何况呆在香港呢？高处不胜寒啊。

所以从上面可以看到，科技类公司，很可能一开始诞生就不在香港，即便诞生在香港，但是发展肯定是在内地。这些公司解决的就业，创造的GDP，培养的人才，也是在内地。支持这些公司的资本，一部分已经开始是内地的。等到这些公司上市时，也可以选择内地。香港的相对竞争优势正在逐步衰减。所以即便你说就维持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不需要制造业、也不需要科技互联网，这样也是不行的。失去了产业基础，就连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一定保得住。更何况金融中心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人的就业，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没有实业怎么行呢？金融要“脱虚向实”，这是内地已经早就意识到了的问题。

站在当下，我们谈香港失去科技公司，也许是个问题，也许不一定是问题。毕竟，在内地，科技公司总部也就集中在那几个城市，很多省会城市都没有。难道有问题吗？这里面就道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倾向，你是拿一线城市的标准去要求香港，还是拿二线城市的标准去要求？如果拿一线城市，那就是个问题。如果坦然接受二线城市的定位，那就不是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