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朝鲜在苏联默许下进攻韩国,美中苏等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双方投入了近300万人,历经3年后结束,双方合计阵亡112万人。虽然付出巨大,但中国除提高国际地位外,还获得了苏联的大规模援助。
而未参战的日本通过朝鲜战争和之前的越南战争,获得了美军大量的物资订单,对经济复苏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此后,日本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出口轻工业品,获得了原始资本的积累。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汽车等高端产业。
出口的日本汽车由于造型审美,容易受损报废,不受美国消费者的欢迎,寸步难行。然而,又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帮助了日本。
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朗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1980年,萨达姆指示伊拉克军队全面入侵伊朗获得土地,两伊战争爆发,大量油井焚烧,海域受阻,石油出口骤降,油价剧烈上升。
为了减少生活开支,美国人开始转向了耗油量更小的日本汽车,日本汽车销量大增。而汽车作为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同时带动的还有日本的钢铁、机械、橡胶、石化等等产业。与之对应的,是节节败退的美国汽车,以及相关的上下游产业。
大量的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以重工业为主的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受到重创,促进了“美国铁锈带”的产生。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就依靠这些铁锈带工人的支持,一步步竞选成为总统,而在当时的80年代,从业工人的数量更多,他们举行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砸毁焚烧日本车,并喊出了“要在美国卖,就在美国生产”的口号。
持有大量选票的工人以及背后的工厂主对美国的政界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从日本车蔓延到其他领域。1985年春,美国参议院通过表决将将日本列为“不公正贸易国”,紧接着又提出了几百个制裁法案以及报复法案。
当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达500亿美元,占到美国一年向世界各国买东西总量的近40%。美国每花100块钱向全世界买东西,其中有40块,是向日本买的。
“反日”成为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
1、
特朗普从竞选到上任,一直有句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而这句口号早在1980年就被他的前辈里根用过了,主打经济发展的里根除在当时同样获得了铁锈带工人的支持,又凭借着好莱坞的人气,以远远高于特朗普的支持率登上总统宝座。
除了时代背景相似,里根和特朗普在执政手法上也有很大的相同。比如大规模减税、减少政府开支、大幅加息,当然最重要还是减少贸易逆差,促进就业。
为了减少中美的贸易逆差,美国就曾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或是使用贸易制裁的手法,逼迫人民币升值。而里根在当时对日本采取的手段与现在也相差无几,同样是迫使日元升值,降低日本产品的竞争力。
与中美对立关系不同,军事上,由于《日美安保条约》,日本附属于美国,政治上,日本宪法由美国起草,经济上,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就是美国。
所以,美国的声音使得日本很难抗拒。
然而,虽然美国能控制日本做出汇率升值的决议,但是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势必不能如此直接。在这期间,安培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开始出访了美国。
安倍晋太郎的父亲安倍宽是二战前日本著名的反战议员,曾被称为日本政界“有骨气的政治家”。但安倍晋太郎本人在二战末期参加过神风特攻队,此外,安倍晋太郎还是小泉纯一郎的政治导师、“恩人”。
安倍晋太郎以外务大臣身份到达美国后,与美国国务卿乔治·普拉特·舒尔茨进行了交涉,后者曾批评日本储蓄率过高,使国内消费相应减少,才形成的出口压力,不出意外,他要求日本提高汇率。
安培返回日本后给内阁带回交涉结果,不出意外遭到了许多政客的反对,因为一旦汇率升值势必会使得出口骤降,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的大藏省(主管财政、金融、税收)同意升值。
因为升值的日元可以帮助日本企业更好的通过投资的手段来开发海外市场,并且能减少贸易顺差,避免美国的贸易制裁,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上来看,都有一定的好处。
除了日本外,美国还与英法德进行了交涉,同样提出了美元贬值的需求。
当时各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美元若是陷入暴跌的状况,各国的外汇账户将出现明显的亏损。并且,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各国早已无法使用美元兑换黄金来避险。
同样,英法德等国的国内市场已经接近饱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始寻求海外市场的扩展机会,如果本币升值,有利于他们在海外进行独资和并购。所以,面对美国的需求,英法德也决定接受。
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法、德(联邦)五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后来被特朗普收购的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签订了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的贬值以解决美国贸易赤字的协议,史称“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推动了日元的急速升值。在签订前,1美元从可以兑换250日元,而不到三个月,1美元就只能兑200日元了,升值近20%。到了1987年,1美元就只能兑120日元了。
与日元升值对应的,是日本企业节节下滑的海外出口。
3、海外出口的急剧下滑势使得日本企业的利润变薄,为了生存,企业开始从各方面节约成本。
在丰田的零件工厂,年轻工人若是操作数控机床时将防护罩门全打开,就会被老师傅教训:防护罩门开一半能把头伸进去就行,全部打开要浪费好几秒,你一个人一次就浪费了几秒,一年下来要浪费多少时间!
此外,一些大企业采用转移工厂的方法,大洋彼岸的中国成了他们的第一选择。
当时中国的土地廉价、廉价劳动力多、市场潜力大,而中国各地政府对外来投资持欢迎态度,所以出口为主的加工制造业企业选择了在中国投资建厂,一是可以减少生产成本,二是人民币的低汇率有利出口。
然而,无论是厂房的建设还是工人的培训,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而离广场协议仅仅不到一年,日元就已经升值了20%,这一速度超过许多企业的打算。直接导致了众多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企业损失惨重。
企业倒闭、工厂停工、工人降薪甚至裁员,这种种情形刺激到了日本社会的情绪,许多民众开始公开反对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中曾根康弘,是个第一个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在任首相,但后来为了政治利益,又承认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由于他见风使舵的政治行为,被日本民间戏称为风向鸡。
为了寻求刺激经济并讨好选民,中曾根康弘采取了一个举措——降息。
一般而言,降息会让企业的借贷费用下降,并且刺激居民贷款增加消费。而降息对国外投资者而言,会使得货币吸引力下降,汇率下跌,从而促进出口,改善贸易数据。简单归纳就是,央行降息→货币贬值→出口增加。
然而,刚开始的效果并不好。重症下猛药,日本央行一年时间里降了5次息,利率从4.5%降到2.5%。但出乎央行意料的是,日元不贬反升,正如之前所说,汇率一直升到了1美元只能兑120日元了。
造成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还是美国,或者说,是美国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
虽然美国迫使了他国货币升值,但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仍由于原油价格的上升而居高不下。
广场协议后一年,美国的财政赤字高达2210亿美元,贸易赤字高达1562亿美元,均创赤字最高纪录,而双赤字的严重也造成了美国本土的资金短缺。
美国由于资金短缺,渴求外资入场,为此一直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所以当时大量的国际热钱集中在美国的地产、股票及债权上。
然而,当里根经济学也不能扭转美国的经济颓势后,这些逐利的国际资金势必会为了保值升值,投入到更有潜力的国家怀抱。
除了美国外,当时的苏联物资匮乏、政局不稳,而中国与印度发生了边界冲突,并且实行金融管制,而欧洲经济也走下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德国为例,进入了年均gdp2%不到的低速缓慢增长阶段。所以,如日中天的日本成了这批国际游资的最佳选择。
在签订广场协议的同时,日本本土的金融管制也在美国的压力下被加速打开,这使得国际游资能顺利进入,同时,日本自己本土的金融业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被放出的囚笼的,还有一只叫做杠杆的怪兽。
单1985年,东京的外汇市场规模就已经暴增了3倍,各种大大小小的银行、证券、保险公司,蜂拥而入,除了这些金融机构,日本本土的实业企业,也开始按奈不住。
正如之前所说,一些企业早已在中国甚至东南亚布局,以承受短期损失为目,通过海外生产,获取利润。但是,仍有许多日本企业,或是实力不够,或是另有想法。
阪和,是日本一家传统的钢铁出口企业,由于出口业务,企业管理者北茂桑对于汇率比较敏感。由于日元大幅升值,出口业务严重下滑。北茂桑决定转移企业的经营重点,改为炒外汇。
这一行为甚至惊动了纽约的花旗银行,因为传统的日本制造企业,给外国人的印象就是保守、谨慎。而北茂桑重新装修了办公室,装上设备,以自己为首,5名员工为辅。从早上八点开始炒外汇,一直炒到半夜零点。
而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到了1989年,阪和的炒汇等金融投机业务,超过了本营收入炼钢的两倍之多。
“阪和”的行为打响了日本制造业进军金融投机炒作的第一枪,给日本的传统企业树立了一个榜样,出口不行、海外建厂周期太长,而从金融投机来看,炒外汇只要在本土,就能轻松操作。
当时,日本大大小小的经济评论与各种报道就已经公认了,美国不敢让美元升值。甚至美国进一步签订了卢浮宫协议以抑制汇率。而许多企业通过外汇保证金,将自有资金利用杠杆放大十倍,甚至几十倍,来做空美元。
直到今天,许多人认为是美国一手导演了日本的经济崩溃。然而,在那个年代,却是日本和其他国际资本狠狠的将了美国一军,在日本资本和国际游资的联合狙击下,美元暴跌,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进了美国股市的崩盘。
1987年10月19日上午9时30分,纽约股市一开盘,道琼斯指数急剧下跌,股民信心严重受挫,纷纷抛售股票,到休市,道琼斯暴跌508.32点,跌幅达22.62%,超过了1929年10月29日纽约股市暴跌的纪录。
这波下跌造成了5000亿美元的市值蒸发,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而暴跌的美股也进一步影响留在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的资金,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迄今为止影响面最大的一次全球性股灾。
而更多的资金,为了规避风险,流向了日本,寻找温暖的避风巷。
4以美股暴跌这一事件为分叉,日经指数的走势与道琼斯指数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日本的股市市值,随着涌入的国际游资以及逐渐放款的利率一起,攀往了高峰。
对日本的普通民众,外汇仍有一定的门槛,但日本本土的股票,却可以直接上手操作了。在大牛市的行情下,基本就是稳赚不赔。
日本股市的疯狂,早在NTT公司新股发行的火热中,就可见一斑。NTT(日本电信电话公社),是日本最早开始研发,运营电讯服务的企业,相当于日本版的中国移动。
1986年,NTT公司开始进入证券市场,公开发行新股。狂热的日本百姓纷纷申请了认购,日本政府原先是想让居民凭借“住民票”,一人认购一股。但申请人数达到了1050万人之多,所以只能采取抽奖的方式进行。
由于抽奖的凭证是住民票,所以这些申购的人群甚至拿着家中幼儿和老人的住民票去参与抽奖,以期望获取10分之1的中奖率。
结果公布当天,未申请到的人群的人锤头丧气,而认购成功的“幸运儿”则兴奋不能自己,仿佛马上就要暴富。
在开始的时候,这只股票确实给持有人带来了大量的纸面财富,挂牌后的2个月的时间里,就暴涨了200%,被称为“神临凡间”。
大批原先并不准备购买股票的日本人,被周边大量的亲朋好友灌输NTT的奇迹,谈论赶紧去买股票,不买就是傻子,整个日本社会陷入了投机的浪潮。除了普通人,一些专心于实业的企业面对这一浪潮,也纵身跃了进去。
日本列岛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成立一个“财务部”,却与中国的财务工作恰恰相反,日本这个财务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炒股、炒期货、炒外汇,炒一切金融衍生品。
加上当时的金融环境宽松、利率低、借贷容易,以及国外的大笔资本涌入和日本政府的六万亿减税计划,整个股市陷入了疯狂。
到了1988年,日本股市的市值达到了近4万亿美元,是当年日本GDP的1.3倍,中国GDP的12.8倍,美国GDP的4/5。
高涨的股市带来了大量的纸面财富,日本多了一大批挥金如土的富豪。一些日本和世界的经济学家纷说,传统经济理论对日本不适用,日本正在创造新的经济规律。
5、
与疯狂发展的股市和汇市不同,日本的银行业反而陷入了危机。
广场协议前,日本银行和我国现在的四大行类似,主要收入来自于将居民存储的资金借贷出去,赚取利息差。而金融业放开后,日本的企业可以发行债券或者接受境外投资,以相当低的利率获得资金。
同时,银行的利息越来越低,既然能依靠股市和汇市赚取财富,那为什么要把钱存到银行呢。银行不仅钱贷不出去,别人也不愿意来存钱。
对银行来说,最大的困扰还是“谁能来借我们的钱?”这种情况下,各大银行四处派出业务员,寻找客户,而同行间竞争也愈发激烈。同样的抵押物,银行A只有比银行B贷出更多的钱,才能赢得客户。银行的放贷规模因此扩大。
中国的中小企业去银行贷款时,往往是要看银行各种脸色,而在当时的日本,银行恨不得跪在地上求别人贷款。与困扰的银行从业人员相比,寻求借款的企业主却是迎来了春天。
正如之前说的,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一些企业炒外汇、一些炒股,而另一些企业则看中了土地投资的稳定性,认为土地是稀缺的,房子是刚需的,房价是很难贬值的,所以开始了住宅投资。
从事汽车出口交易的渡边喜太郎就是其中的一员,在汇率升值后,他的公司业务受到了影响,然而,除了公司外,他在东京还有几块地皮。
渡边喜太郎在思考后决定投资住宅,这笔投资需要向银行贷款。因为他旗下的几块地皮,日本的各大银行、券商,一家家都上门找他。银行要借钱给他投资,证券公司要帮他理财,平均一天有10余家金融企业登门拜访。
银行业务专员进门开口第一句话往往就是“渡边先生,来我们这里贷款吧,利率低,放款快,用你的地皮做抵押,我们能贷50亿。
A银行专员说,能贷50亿;不久后来了个B银行专员,说能贷80亿;再过段时间,银行专员C登门拜访,说能贷100亿,这个利率还能打折更便宜。
最后渡边桑被专员C“感动”,用自己在东京的地皮做抵押,贷款100亿。
在如此背景下,像渡边先生这样的企业家就可以不断地借银行的钱,炒地皮,抵押,再借钱。借到钱再继续炒地皮,再抵押,再借钱。如此反复操作。地价越炒越高,地价越高借到的钱越多。
回首观望,当时的日本是如何的疯狂,但中国的房企又何尝不是一样,先是疯狂地像国内外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借钱,借来钱后建房快速卖掉,将房价炒高,然后再借再炒,通过大举借债,将杠杆拉的令人目瞪口呆,形成了的“高周转、高杠杆”。
房地产暴涨的时候,高杠杆,意味着你赚的利润更多;当房地产暴跌的时候,高杠杆,意味着摔的会更惨。在日本企业的休止的循环中,一块原本可能只有1000万的地皮,身价翻个千倍简直是轻轻松松。
当时像渡边先生这样的“企业家”投身炒房炒地皮的,又何止千百家。
渡边喜太郎,通过这样的操作,用银行借的钱先后在东京买入了100多块地皮,买了栋33000平方米的房子,在东京造的宾馆还配备游泳池和网球场。
随后他进军了美国夏威夷,收购了夏威夷的一出住宿旅馆以及高尔夫球场。巅峰时,资产总额超过了7000亿日元,在1990年在美国《福布斯》杂志世界富豪排行榜排名第6,而他原先拥有的,不过是几块地皮+一个汽车公司。
大量的纸面财富给了日本人无与伦比的底气,大量兜里装满着钞票的日本人决定对美国进行“报复”。
三菱公司买下了被称为美国“富有的标志”和“美利坚的标志”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索尼买下了被称为“美国灵魂”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收购了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大厦失守;花旗银行总部大厦易帜;莫比尔石油公司总部大厦陷落。
一名日本商人带着随从气势汹汹地走进纽约特朗普大厦,一拳砸在办公桌上和特朗普:“我们要投资房地产!“而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一群日本富商撒着钞票,搂着美国妓女。
疯狂的股市,疯狂的楼市,疯狂的年代,疯狂到日本政府开始恐惧,没有人愿意做实业,所有人都在沉迷投机炒作,一些明智和务实的官员认为,再不降温就来不及了,飞的越高,摔得越狠!
日本政府决定缩紧货币。
6、1989年5月,日本银行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将维持了两年多2.5%的“超低利率”提高至3.25%,之后连续 4 次上调,到 90 年8月达到 6%,日本“超低利率”时代迎来了谢幕。
同时,政府强制收紧信贷,控制对房地产信贷总量。1991 年开始,各大银行逐渐停止了对房地产的贷款,M2 增速从 90 年平均 11.68%的水平大幅降到 91 年平均 3.66%的低位,远远低于当年名义 GDP 增长率 6%的水平。
这两大举措直接给日本的股市和楼市泼了两桶冷水。
而这一时期爆发的海湾战争更是让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开战后,萨达姆率领的伊拉克军队焚烧了600多个油井,倾倒了6000多万桶石油,石油价格暴涨。
日本各大制造企业的成本急剧上升,而大量的资金被套牢在股市和房市中,又因为股市下跌、住宅不能抵押,这些企业的这使得资金链断裂。
日本制造企业开始由小到大,成批倒闭,而由此造成大量的泡沫期招工被迫辞退,制造企业和其雇工的贷款成为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经济形势急剧下滑。
日本的经济形势也影响了国际投资,华尔街部分财团动用巨额资金,大肆卖空日本股市,报1987年股灾的一箭之仇。
1990年1月12日,日本股市暴跌70%。而就在半个月前,日经指数还达到了辉煌的最高点38915点,市场普遍相信“明年股价可以达到5万日元”。以1990年为转折,日本股市陷入了长达20年的熊市。
暴跌的股市使几乎所有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甚至破产,而这些公司拥有的大量不动产开始涌入市场。房地产市场出现供过于求,导致房价下跌。同时,经济恶劣导致了日元没有了升值潜力,国际资本开始撤逃。
1991年,比东京塔还高的日本房价开始了垮塌,泡沫从东京开始爆开,迅速蔓延至全日本。土地、住宅无法脱手,竣工的新楼没有住户,空置的住房到处都是。
1992年,日本出台了“地价税”,规定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须交纳一定比例的税收,为了避免交税,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囤积了大量土地的所有者纷纷出售土地,加速了日本房价的全面崩溃。并使得通过负债持有大量不动产的企业破产。
日本不动产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高达3万亿日元,牵连到资金链上游的银行,几大家银行相继倒闭,整个银行业受到严重打击。
1990年还能买一个半美国的东京,1993年竟然连一个纽约都买不起。洛克菲勒大楼折一半价卖回给了美国人,日本好几个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卖给了外国人。
此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等国际大势的影响,日本房地产市场直到今天也未能恢复元气。
6中国的泡沫程度有多严重?
根据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布的房地产分析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房地产估值大概在43.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411%,而同年的美国的房地产总市值为29.6万亿美元,占GDP比例为159%。简单对比,中国的房地产总市值是美国的1.5倍左右。
而从涨幅来看,全国房价17年以后的涨幅比美国更大,进一步加大了与两国之间的差距。而日本1989-1990年的房地产泡沫最巅峰时期,房地产总市值占GDP的比例也仅仅只有200%左右。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日本还有汇市、股市来分摊资金压力,而中国的居民只能通过股市和楼市,并且由于对的股市不信任,大量的资金集中涌入楼市。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房地产总值占GDP比值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
从杆杠率来看,中国在2017年6月的居民杠杆率为46.8%,与1990年日本的70%多和2007金融危机前美国的近100%相距甚远,这代表居民的负债情况并未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与居民相比,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3.4%,世界第一,令人担忧,但也未达到日本1989 年的历史高点 385%。
从租售比(房屋租金与售价比例)来看,国际标准通常为1:200到1:300。东京在1988年泡沫时期就达到了720的水平,而北京目前的租售比已经超过了800。
而房价收入比(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来看,东京1988-1990年的房价收入比大概在18-20之间,而目前全国的一线城市基本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比值。
房价的泡沫问题令人担忧,在这一点,国内外的大多数学者都已经有了共识,然而与之相反的是,许多不懂经济学的媒体、中介,单纯地以刚需、土地稀缺这一说法来认定房价必定上涨。
房价的前景如何?
从居民角度来看,当年日本逐渐城市化的人口增加了购房者的数量推动了房价的上升,这一情况与国内类似,许多年以来,国内的城镇化率一直是以一个比较快的速度进行,增加了大量对城市住宅的需求。
但是,到了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接近60%,进入减速通道,加上机器人对劳动力的代替、房价的阻碍、低端产业的迁出,城市化放缓是必然的事件。
而贷款额度的缩紧以及利率的上升,更是进一步提高了购房者的门槛以及负担,再加上棚改的停止,大笔资金被银行锁死。这样的情况,即使是想买房也是有心无力。
许多媒体整天嚷嚷着中国还有大量的购房需求。而真正的需求是指有能力购买并且愿意购买某个具体商品的欲望。只有意愿没有能力,谈何需求?
从公司角度来看,企业手上持有的房地产值得警惕。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一季度,投资房地产的上市公司数量已增至上千家,总共持有投资性房产市值超过9000亿元,而数量更大的非上市企业更是难以监测。
受贸易战影响,出口锐减,再加上利息调整,去产能和环保政策无法放松,一些企业的资金链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如果吃紧,不可避免会将持有住房抛售。一旦形成抛售潮,后果堪忧。目前各大开发商由于回款和负债压力,已经开始了以打折的形式降价卖房。
从政府角度来看,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稳定锁死房价,避免过高的房价又绑架了经济,使得实业企业难以为继或是转向房地产。而房价若是暴跌,对财政和对就业而言,都无甚好处,甚至可能引爆地方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
所以,政府出动了各项组合拳。银行加息,避免人民币过快贬值,出台《管理办法》,控制资金外流;限购限贷,停止棚改,抑制房价,给楼市降温;为了避免一部分中小企业受到加息影响,又针对其放宽了贷款条件。
对政府来讲,目前最好的选择是近几年平稳过度,价格保持平稳或微跌,并远期内寻求房产税立法以及其他代替土地财政的方法,避免被房地产绑架。
与日本相比,中国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以及金融的管制是日本难以媲美的。从目前的基调来看,这几年的房价应当仍是平稳或者微跌。
然而,宏观市场的变动又往往难以捉摸,美国加息预期、贸易战升级、欧盟经济形势等等外部形势都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中国也只能见招拆招。
未来,又有谁说得准呢?在世界的浪潮下,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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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上个世纪日本泡沫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一副光景?到底繁荣到什么程度?》
[2]《任泽平:当前中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较高》
[3]《日本泡沫时代全纪录: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