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级人口大迁徙:藏着中国区域兴衰、产业更替、房地产荣衰的密码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几百年来，全球史诗般的人口大迁徙引发了区域兴衰、产业更替和霸权更迭。

人口带来的居住需求更是房地产发展的基本需求，引发了各地区房地产市场的荣衰，美国东西海岸线城市群的繁荣映衬出东北部铁锈州的衰败，中国三大城市群崛起映衬出东北的没落。

是什么驱动了人口大迁徙？未来中国人口向何处？带来哪些机会和挑战？近年人口迁移有何新动向？

我们在业内提出了广为流行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

本文是对2018年报告《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更新和完善，以清晰的逻辑揭示人口迁移的普遍规律，用详实的数据分析中国人口大迁移的历史和趋势。

摘要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1）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区域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简单地讲，就是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我们在2016年借鉴提出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作为人口迁移和集聚的基本分析框架，并通过OECD和美日韩的相关数据验证。

在市场作用下，人口流动将使得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比值逐渐趋近1。

2）工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

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

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从低收入地区到高收入地区，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1）全球人口迁移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在跨国层面，人口从中等、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迁移。

即从东亚、南亚、拉美、非洲、中东欧向北美、西欧、中东石油富国、澳大利亚等迁移。

二是在城乡层面，随着全球城市化进入中后期，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增长将从过去的齐增变为分化，人口从乡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长停滞、甚至净迁出。

2）美国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铁锈8州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

二是在城乡层面，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

3）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中国人口大迁移：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1）跨省人口迁移：从改革开放前的向东北集聚，到改革开放后的孔雀东南飞，再到2010年以来部分回流中西部，2015年以后粤浙人口再集聚。

2014年开始，东北三省人口先后陷入负增长。

2）从分线城市看，人口流动整体放缓，但向一二线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更为明显，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

在全域层面，一线、二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三线城市人口略微流出，四线城市人口显著持续流出但近年有所回流。

但与一般三四线城市明显不同，发达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人口仍稍有流入。

2018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2.3、1.6、1.0、0.6。

从重点城市看，近年深圳、广州、杭州常住人口大幅增长，长沙、西安、成都、郑州、武汉、重庆等中西部核心城市日益崛起，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无锡等东部城市人口增长明显放缓。

3）在2018年16个地级单位数据缺失情况下，估计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全国人口净流出的地区个数分别为175、196、205个，人口净流出地区的数量占比分别为51.9%、58.2%、60.8%,2010年后明显上升；而上述三个时期人口净流入地区数量依次递减，分别为162、141、116个，表明人口在更加向少数地区、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

未来2亿新增城镇人口去向何方？1）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约70.6%，对应城镇人口为10.3亿，比2018年增加约2亿。

2）简单按当前趋势推算，未来2亿新增城镇人口有约50%、即约1亿人来自乡城迁移，其他则将是自然增长和行政区划变动贡献。

3）19大城市群以1/4土地集聚75%人口，创造88%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

到2030年2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中国现有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山东半岛、成渝等5个人口亿级城市群，未来有望形成10个以上1000万级城市，12个左右2000万级大都市圈。

风险提示：官方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统计存在偏差；部分地区数据缺失。

正文：

01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相关理论有拉文斯坦迁移法则、推拉理论、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等。

从长期和根本看，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城市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简单地讲，就是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理论上，在完全的市场竞争和个体同质条件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

我们在2016年《控不住的人口：从国际经验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与中国展望：从齐增到分化》等研究报告中，借鉴提出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作为人口迁移和集聚的基本分析框架，即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分布平衡引导人口流动，并通过OECD城市功能区、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数据进行验证。

静态地看，当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于0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出状态；当该比值等于1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等于全国人均收入，人口净迁入规模很可能接近于0；当该比值趋近于+∞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入状态。

动态地看，当某区域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附近，但该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时，人口仍将净迁入，呈现一边经济高增长、一边人口净流入的基本平衡。

在短期，由于经济波动幅度多明显大于人口增长速度，经济-人口比值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

在长期，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城市之间、个体之间等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当城市发展比较稳定时，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虽不能等于1，但将保持在1附近的水平。

在实践中，由于产业结构差异，经济-人口比值高的地区并不一定人均收入都高，比如以能源、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可能呈现GDP份额和人均GDP高、但人均收入实际一般。

而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相对排序往往比较一致。

总的来看，工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

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

02  

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从低收入地区到高收入地区，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2.1 全球人口迁移：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

全球人口迁移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在跨国层面，人口从中等、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迁移。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修订版)》统计，1960-2017年，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净流入规模累计达1.36亿，其中来自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经济体的比例分别为26.4%、53.2%、20.5%。

中高收入经济体人口生活水平接近高收入经济体，迁移动力不强；低收入经济体人口虽然迁移动力强，但难以承担迁移成本；而中低收入经济体人口迁移动力强，且能够承担迁移成本。

从国别看，主要是人口从中国、东南亚（菲律宾、缅甸、印尼、越南等）、南亚（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拉美（墨西哥等）、非洲、中东动乱国家（叙利亚等）、中东欧向北美、西欧、中东石油富国（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俄罗斯、澳大利亚等迁移。

其中，1960-2017年美国净迁入人口超过4900万，德法英西意等西欧五国净迁入合计超过3300万，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净迁入合计超1400万，俄罗斯净迁入近1100万，加拿大净迁入超900万，澳大利亚净迁入近700万。

日本移民政策长期较为保守，净迁入人口较少、仅235万。

虽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快速发展，但全球经济人口分布仍非常不平衡、甚至较六十多年前明显扩大，未来大规模跨国人口流动仍将持续。

1960-2018年，高收入经济体经济份额从77.3%降至63.1%，人口份额从25.1%降至15.9%，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从3.08升至2003年的4.74，再降至3.96。

二是在城乡层面，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增长将从过去的齐增变为分化，人口从乡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长面临停滞、甚至净迁出。

1950-2015年，全球城市化率从29.6%增至53.9%，该时期所有规模城市的人口占比均有明显上升，所有规模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明显超过1.7%的自然增长水平。

其中，1000万人以上城市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重从0.9%增至6.3%，30万人以下小城市人口占比从17.8%升至22.9%，分别上升5.3、5.2个百分点。

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5年全球城市化率将达62.5%，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快速积聚，但5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将降至1%、略高于0.9%的自然增长水平。

2.2 美国人口迁移：从铁锈8州到西-南海岸，大都会区化

1850-2018年，美国人口从2327万快速增至32744万；特别是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美国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大规模国际移民涌入，美国人口在1950-2018年增加了1.76亿。

美国三百多年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五大湖区域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

1850-1970年，美国“铁锈8州”人口从1023万快速增至7203万，虽然占比从44%降至35.3%，但人口增量贡献达34%，是美国人口聚集的核心。

1970年代开始，伴随着西欧、日本以及后期中国的崛起，美国传统制造逐渐衰落，铁锈8州GDP占比从1970年的35.6%降至2018年的25.8%。

与经济衰落相对应的是，1970年以来铁锈8州人口增长大幅放缓，纽约州在1970-1980年、西弗吉尼亚州在1950-1970年和1980-1990年人口甚至净减少。

到2018年，铁锈8州人口仅增加906万至8109万人，人口增量贡献降至7.3%，占比大幅降至25%。

与此同时，以能源、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地区逐渐成为美国人口集聚的中心。

1850-1970年，加州德州佛州三州人口合计从40万增至3794万人，占比从1.7%快速提高至18.6%，人口增量贡献为20.8%、低于铁锈8州约13个百分点。

1970-2018年，三州GDP份额从18.1%增至28.1%，人口快速增至8956万，人口增量贡献高达41.8%、人口占比升至27.4%。

可以发现，不管是1970年还是2018年，铁锈8州、加州德州佛州三州的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均基本平衡，即经济-人口比值基本在1附近，但人口流动状态迥异，原因在于经济增长差异。

二是在城乡层面，美国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

美国城乡划分标准多次调整，当前城市的基本定义为：50000人以上的城市化区域（Urbanization Areas，UAs），和2500-50000人的城市簇（Urban Clusters，UCs）。

美国城市化率在1910年达45.6%，1940年达56.5%、与中国当前接近，1970年达73.6%，2010年达80.7%。

同时，基于经济社会高度联系的城市功能联系思想，美国人口调查局于1910年开始逐渐形成都会区统计（Metropolitan StatisticalAreas，最小规模为5万人以上）。

1910-2015年，美国都会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人口向大都会区化集聚态势明显。

1950-2015年，5-25万人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0.3个百分点，25-100万人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2.8个百分点，而100-500万人、500万人以上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分别增加13.5、12.9个百分点。

特别是在1970-2015年，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9.9个百分点，远高于100-500万、25-100万、5-25万人都会区的5.3、0.8、0.6个百分点。

2015年，美国5-25万、25-100万、100-500万、500万人以上都会区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75、0.84、1.09、1.26，高收入的大都会区依然对人口有着较大吸引力。

2.3 日本人口迁移：从向三极集聚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日本存在两个版本的城市化率统计：一是市部人口比重。

该比重为国内学界广泛引用及世界银行数据库收录，但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大。

比如因行政区划调整，1950-1960年从37.3%激增至63.3%，2000-2010年从78.7%激增至90.7%。

二是DID人口比重。

为克服行政区划调整影响，日本统计部门在1960年定义人口集中地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s, DID），即人口密度高于4000人/平方公里的调查区，和市区町村内互相邻接、人口合计超过5000人的调查区。

日本DID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43.3%快速增至1990年的63.2%，再增至2010年的67.3%。

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1）第一阶段，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

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

到1970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3%、17.5%、9.5%；1973年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未变）。

2）第二阶段，因东京圈收入较高且经济继续集聚、名古屋圈经济份额略有上升、大阪圈衰落，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净迁入状态，名古屋圈人口略有迁入，大阪圈人口基本处于净迁出状态。

1974-2014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350、-89、10万人。

2014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分别较1970年变化3.1、-3.6、0.3个百分点；人口分别为3592、1836、1132万人，占比分别为28.3%、14.4%、8.9%，分别较1973年变化5、-0.5、0.5个百分点；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4、0.96、1.11。

该时期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增长主要源于自然增长。

此外，在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背景下，日本人口在2008年左右见顶，1990年代中期开始以来除东京都及东京圈三县、爱知县（名古屋圈核心）、大阪府、福冈县等少数地区外，绝大多数县逐渐面临人口净迁出，不少地区人口开始减少。

至2017年，日本47个都府道县中已有40个人口见顶,49个主要城市中已有42个人口见顶。

03  

中国人口大迁移：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3.1 跨省人口迁移：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粤浙人口再集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迁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改革开放前，人口流动受限，重工业基地东北地区为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

由于人口流动严格受限，全国城市化进程在1959年后基本停滞，人口迁移主要受政治影响，比如基于国防考虑的三线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

但经济因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因重工业布局，东北成为该时期成为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

1953-1978年，东北地区GDP份额从12.6%增至13.2%，人口从4173万人增至8673万人，人口占比从7.2%增至9.0%。

此外，内蒙古、新疆人口占比分别上升0.9、0.5个百分点，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等人口占比均提升0.1-0.2个百分点。

2、改革开放后至2010年左右，城市化快速推进，中西部地区人口大规模向出口导向型的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形成“孔雀东南飞”格局。

1978-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快速提升至49.9%，5亿人从乡村进入城市。

沿海地区出口导向经济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中西部向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流动，特别是在19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衰落、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及人口流动进一步放开后（包括2003年孙志刚案后收容遣送制度废除），跨省人口迁移规模从1985-1990年的年均221万快速增至2005-2010年的年均约1100万。

1978-2010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GDP份额占比从27.8%增至37.7%，人口占比从18%增至22%；与其相对应的是，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长放缓，安徽、江西等地人口在1995-2000年负增长，湖南人口在1995-2005年负增长，湖北人口在2000-2005年负增长，四川人口2000-2010年负增长。

而改革开放前人口集聚的核心——东北地区逐渐衰落，黑龙江吉林人口明显外流，但因自然增长，此时常住人口尚未减少。

3、2010年以来，随着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以及老一代农民工老化，部分人口逐渐回流中西部，东北地区人口开始负增长。

在这一趋势下，我们看到，一方面，珠三角、长三角、京津2018年的经济份额为36.4%、较2010年下滑1.3个百分点；2018年人口占比为22.4%，仅提高0.4个百分点，表明人口仍在集聚但已放缓。

其中，长三角人口占比下滑0.1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大省常住人口增长明显加快，四川、湖北、贵州等之前人口一度负增长的地区逐渐重回正增长。

而东北地区衰落趋势未得扭转，经济份额降至6.3%、较1978年下滑6.9个百分点，黑龙江、辽宁、吉林人口先后从2014、2015、2016年开始陷入负增长。

特别是2015年以后，皖川豫黔等部分中西部省份人口回流加速，东部省份出现分化，粤浙人口再集聚与京沪津苏人口增长低迷并存。

2015后人口回流明显加速的有安徽、四川、河南、贵州等省，安徽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从2001-2010年的-33万回升至2011-2015年的37万，再增至2016-2018年的60万；四川从-56万回升至32万，再增至46万。

广东、浙江等省常住人口增长一度受人口回流中西部影响而明显放缓，但2016-2018年人口重新明显再度集聚，当前年均增量分别为166、66万。

北京、上海、天津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分别从2011-2015年的42、22、50万坠落至2016-2018年的-5、3、4万，主因分别是京沪控人和天津经济转型困局。

江苏则从2001-2010年的年均增加54万降至2011-2015年的21万，2016-2018年为25万、无明显起色，江苏与广东的人口集聚差异类似经济发展差异，2016年开始两地经济总量绝对差距逐渐拉大。

3.2 人口流动整体放缓，但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更为明显，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

根据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将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城市。

一线城市为北上广深4个，2018年GDP在2万亿元以上；二线城市为除一线城市外的直辖市、多数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GDP大于7000亿元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4万元的少数发达地级市共35个；三线城市为少数弱小省会城市和GDP在2200亿元以上的其他地级单位共81个；四线城市为GDP在2200亿元以下的其余地级单位共217个。

由于重庆市范围太大，我们将其特殊处理为主城九区和其余辖区两部分；所有省直辖县也按四线城市处理。

1、在全域层面，一线、二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三线城市人口略微流出，四线城市人口显著持续流出但近年有所回流。

1982-2018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一线城市增速更高，表明人口长期净流入、且向一线城市集聚更多。

其中，1991-2000年、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9%、3.4%、1.5%、1.4%，二线城市分别为1.9%、1.8%、1.0%、1.1%，表明2011年以来一二线城市人口流入放缓但仍保持集聚，放缓的原因包括京沪控人、人口老化农民工回流等。

近年二线城市人口增速略微上升与“抢人”政策有关。

上述四个时期，三四线合计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63%、0.37%、0.30%、0.27%，而全国人口平均增速为1.04%、0.57%、0.50%、0.50%，表明三四线人口处于持续净流出。

其中，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三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49%、0.40%、0.44%，略低于于全国0.57%、0.50%、0.50%的人口增速；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为0.18%、0.37%、0.43%，显著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2010年后有所回流。

由于统计上各地区人口加总不等于全国，三四线合计人口为全国剔除一二线得到，与三线、四线人口不完全吻合。

进一步细分，与一般三四线城市明显不同，发达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人口仍稍有流入。

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2.24%、0.58%、1.09%，长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群分别为0.58%、0.31%、0.53%。

与两个时期全国人口平均增速0.57%、0.5%、0.5%相比，珠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在2001-2010年人口大量流入、2011-2015年略有流入、2016-2018年再度明显流入，长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在2011-2015年受人口回流中西部影响稍有流出，2016-2018年也转为微弱流入。

京津冀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在上述三个时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73%、0.57%、0.55%，始终保持微弱流入。

而在中西部城市群，三四线城市人口多为净迁出。

比如，成渝城市群扣除成都、重庆主城九区后，三个时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78%、0.27%、0.4%；而长江中游城市群扣除武汉、长沙、南昌后，三个时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03%、0.36%、0.22%。

总的来看，1990-2018年，一线城市人口占比从2.8%增至2018年的5.3%，二线城市人口占比从16.1%增至20.5%，三四线城市人口占比从81%降至74.2%。

在人口向一二线集聚的背后，是经济的集聚。

该时期，一线城市GDP占比从9.4%增至12.2%，二线城市GDP占比从23.8%增至33.7%，三四线城市GDP占比从66.8%降至54.1%。

2018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2.3、1.6、1.0、0.6，这预示着四线城市人口将继续大幅流出，一二线城市人口将继续集聚。

从重点城市看，近年深圳、广州、杭州常住人口大幅增长，长沙、西安、成都、郑州、武汉、重庆等中西部核心城市日益崛起，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无锡等东部城市人口增长明显放缓。

过去二十年，中国城市的人口集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除京沪从2013年开始主动控人外，其他城市近期多在“抢人”、但成效各异。

2001-2010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最大的前五个城市为上海、北京、苏州、深圳、天津，分别年均增加66、61、37、34、31万。

2011-2015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最大的前五个城市为天津、北京、上海、深圳、郑州，分别年均增加50、42、22、20、18万。

2016-2018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最大的前五个城市为深圳、广州、杭州、长沙、西安，分别年均增加55、47、26、24、23万；成都、郑州、佛山、武汉常住人口年均增加也超过15万，而传统的人口集聚大市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无锡、东莞年均增加不足5万，北京2017-2018年持续两年负增长、天津2017年一度负增长。

3.3 哪些地方人口在流出？

我们以直辖市、地市、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单元对中国大陆进行全覆盖的人口流入流出识别，粗略地主要把人口增速高于本省（直辖市、自治区）或本地市自然增长率的地区识别为人口流入地区，把人口增速低于本省（直辖市、自治区）或本地市自然增长率识别为人口流出地区，并把人口减少地区从人口流出地区单独识别出来。

其中，采用地级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地区有河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12个省区；其余省区由于未公布较完整的地级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或仅公布地级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故只能采用省级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